号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压阵大将”（胡适语）的章太炎，一生既奔走革命，又热衷讲学。提倡国故，乃为增强民族感情；融会新知，虽以乾嘉朴学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又能突破清学藩篱。早年标举“实事求是”，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中年援佛证庄，以庄证孔，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
章太炎一生，演说颇多，除平日零星的尤其是国是政治的演说之外，作为教育家共有四次集中讲学：
东京避难之时，主持《民报》而外，建立国学振起社，举办国学讲习会，“提奖光复，未尝废学”（１９０６～１９１１）；
“时危挺剑入长安”，被袁世凯幽禁羁留北京，“以讲学自娱”（１９１３～１９１６）；
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登坛系统讲述国学，当时受到媒体大力追捧，不同记录稿分别连载于《申报》和《民国日报》，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访谈”（１９２２）；
晚年“知当世无可为”，在苏州锦帆路寓所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５～１９３６），使得“东南的学术空气别开朴厚的一面”，“在战前动荡激遽的时代中，保其卓然的晚节，要亦不失儒家的本色”（金性尧《谈?汉阁》）。
目前业已结集出版的太炎演讲文集，主要有：
《国学概论》，章太炎演讲，曹聚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十三（１９２４）年；中国文化服务社，民国三十二（１９４３）年再版；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再版。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章太炎演讲，张冥飞笔述，上海：梁溪图书馆，民国十四（１９２５）年。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３年。
《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前两种分别为章太炎１９２２年上海演讲的不同记录稿，扬州本为晚年苏州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稿。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略说五种。内容相类，且读者比较容易得到。
马勇最新推出的这一辑本，据辑者《序》曰，“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但不再收已经单独结集出版的几次国学讲演，而是意在凸现“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重点放在大家不易见到的章氏晚年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演讲记录”。应该说，该辑本搜罗甚富、用心良苦，许多稀见资料亦纳入辑中。对于意欲完整了解章太炎后期文化心态、政治理念、“演讲姿态”的非专业读者而言，无疑是可以省时省力而又涵盖面广的目前首选。
但正源于此种“兼容并包”的努力，面面俱到的结果，也就使得该辑本略微显得内容芜杂、层次参差不齐。又因为即使异时异地发生，同一演说却可以不断重申、抑或大同小异，这就使得辑中有些篇什摆在一起，未免内容重叠复沓（如论《大学》、“儒行”、“国学统宗”诸篇）。
而就演讲稿本文的阅读而言，章太炎文章之典丽古奥，固然为当世所称赏，但其一生好爱干政，多入世时论，意图以其“先知先觉”启蒙“下里巴人”的“后知后觉”，和其过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文风，似乎分外显得南辕北辙。早在１８９７年黄遵宪《致汪康年书》中，就说“章君《学会》（指章太炎《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发表于《时务报》第１９册，光绪二十三（１８９７）年），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叶瀚也说章氏“论文太艰涩，洗（惜）太散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
其白话演说，尤其是听众记录稿，本应好些，但国学大师究竟高山仰止，尤其是部分选自后期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期的篇章，其知识点之密实坚硬，足以让非专业读者望而生畏。何况“萧条异代不同时”，如果具体演讲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叙事”要素无法一一落实，则读者诸君无缘回顾当时文化背景与思想潮流的发生发动、以及如何与章氏演讲彼此互动，以求“知人论世”，则那些业已成为“过去”的“峥嵘岁月”，也就根本丧失了一个“现身说法”的机会。
毕竟，无论“经、史之辨”、“今、古文之争”，乃至“疑古与信古”、“新文化与旧文化”等太过艰深的专业问题，不是早已湮没成为日常中遗忘的文化历史陈迹、就是仅仅保留在学院学人的专业领域门内消受，甚至远在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文思》，１９３７年）的时代，就有这样悲观的说法：“但这五六十个听众中，并没有皮锡瑞、康有为其人，老实说大家并不关心今古文家的争辩。甚至连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他如唐吉诃德一样向羊群舞矛，他自己的脸上浮上胜利的笑了。……看太炎先生这样对下一代人热烈重提上一代的争论，有时真为他的白费气力而加以怜惜。”――最后的国学大师，暮年讲学，竟而至于要后生小辈不断“为他的白费气力而加以怜惜”，也实在真是值得“怜惜”的事！但曹聚仁此文论断中，亦另有近乎公允和平的说法：“他在人性研究上，超过了宋明理学家，直入道家禅宗的堂奥，显出他自己的别有会心；可奈听众对于哲学修养实在很浅薄，并不想到人性论上有这样的道理，他的最得意之处，大家的确茫然得很。”就此言之，则章太炎晚年，即使真的“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实际未必如此，太炎晚年激愤于“吴其为沼乎”的时局动乱，再度“投笔而起”，其弟子多有文章提及，详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倒未尝不是学术及其学人的幸事，亦可谓另一意义上的“国家不幸诗家幸”。
亦正源出于此，使得本辑入选诸篇中不少艰深晦涩之作，尤其是太炎晚年演讲记录，如《儒行要旨》《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等，面对国学讲习会诸君子，抑或无非“经典常谈”的提纲挈领，众人自有扎实的专业训练与知识储备应对之；而如果不假以任何诠释注解，即令其走出学院高墙面对社会大众，对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其接受效果，实在未必很好。这也在１９３０年代的当时，已经有过教训。《论语》杂志第１４期（１９３３年４月?曾刊出文章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署名“碍哥”，文为《看朴学大师讲学记》，因为听不懂章氏讲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显得十分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这里所说的“疑疾”，即指太炎针对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流派的反唇相讥。《诬徒》篇则见《吕氏春秋・孟夏纪》，其中提出顺情而教的思想。太炎的众多演讲，针对“学弊”问题，曾不止一次联系到《诬徒》，自有深心、苦心寄托其中，却未必听众人人能够领会要旨。我们无法确知这位“碍哥”的身份，但根据其文风供词判断，大约也是太炎所谓“新学小生”支流。其文辞苛刻凉薄，倒也并非仅仅是“立场”对峙的缘故，也的确有演说内容与接受对象之间“距离遥远”、无法“对话“的问题。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急欲利用这批长期以来散落各个角落的文献资料的专业读者而言，本辑中有些具体史料的落实，又着实不无可以商榷的余地。
如将《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定为章太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４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其实不够准确。实际上，根据当时“长沙名人演说大会”媒体追踪报道，该篇演讲应该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进行。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２８两天，即刊出了题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演讲稿，标明“章太炎讲演，夏少尊记录”（案：此当为夏?尊之误）。１９２１年以《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为题，收入《太炎学说》（共上、下二卷，“辛酉春夜观鉴庐印”）。后又在《宗圣学报》３卷２册２５号（１９２１年５月）“讲坛”一栏刊出“章枚叔先生演讲词”两篇，其一即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另一篇为《论求学》）。而马勇本辑此断，显然是误将前一年《民国日报・觉悟》（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４日）“讲演”《研究国学的途径》刊出时间，误作演讲时间了。同样，定《论求学》为太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也不大准确，回到“历史现场”的长沙《大公报》系列报道，可知该演讲进行的时间是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地点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本省新闻”，“昨日讲演会讲演纪略”，“昨日南门外第一师范分会场，下午，章先生演讲题系关于学生求学的问题”）。
又如《论读史之利益》与《略论读史之法》两篇演讲，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仅列为１９３４年讲演，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稿首发《制言》５２期（１９３９年５月），却亦没有确指详细时间。倒是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中，提到过开办于１９３５年４～１１月的“章氏星期讲演会”第七期题目为《论读史之利益》，第八期题目为《略论读史之法》。但同一题目之下，演说亦可反复申讲。在发现确凿证据之前，只好存疑。马本定其为“１９３４年２月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演讲”，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出处，姑且录之。但若根据时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６日正式开课”的说法，则马氏此言至少不够严谨。
又如《适宜今日之理学》，在《制言》５７期刊出时、及《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均标为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演讲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辑本中讹为２３日。
《清代学术的系统》演说于当时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据钱玄同在柴德赓记录稿文后１９３４年３月３１日附记），辑本中标为“北京师范大学”，亦是忽略了时间纬度的不大准确的说法。
另有若干文字录入方面的错误。仅约略指出笔者根据辑本所标明的选文来源出处、校核之后匆匆发见的几处。
如２０３页，“若仅采获陈文”错讹成“若仅采护陈文”；１９０页又有３处错讹，第７行“说是此意”当为“亦是此意”，第１５行“绵有手技作事”当为“皆有手技作事”，倒数第６行之“公仆子”当为“公仪子”；又如１９６页“至清人之读史者”，错讹为“至清人之不读史者”，则是在意思上南辕北辙，难免让读者大为困惑了；而１９８页误将“清时所谓东边道”作“清时所谓东辽道”，此为历史地理常识的不足，本非冷僻典故。１８７７年，清政府在放垦基础上正式设立奉天东边道及宽甸、怀仁（今桓仁）、通化三县。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尚有“东边道反日报”、“东边道青年先锋”等称谓。至今尚存，主要指通化市。
该辑本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针对只有“句读”的太炎若干演说（如《国学之统宗》、《历史之重要》、《适宜今日之理学》等），其新式标点有不少可议之处，尤其是在演讲中关于经、史典籍的具体引文问题，处理不尽妥当。
另外，该辑本虽然以“求全”为标的，却并非没有疏漏。如登载于《国学论衡》（原名《国学商兑》）第２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讲坛”中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就没有收入。另有其他篇什，此处兹不赘述。
以上所言，虽皆为小疵，较之辑者所下功夫与辑本的文献价值，亦无伤大雅，但笔者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目光所及，却是不得不指出的。又兼笔者才疏学浅，所见有限，更难免眼高手低，挂一漏万，这是要请马勇先生和读者诸君多加原谅的。
（《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１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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